德信体育,德信体育官网,德信体育APP下载,德信体育网址
午时，11点10分。73岁的程年仓，戴劳保手套,穿一件黄蓝相间厚棉袄，提一串钥匙走出凌家滩遗址考古工地。钥匙哗啦，是冬日寂寥里的清响。虽是12月，却逢暖阳天气,阳光从一棵大银杏树上倾泻而下，簌簌如金箔，洒了一地碎影。
工地外几百米处就是田,再远处，太湖山的影子浓浓淡淡,在天边勾着。北纬31度冬，朴树、乌桕、紫叶李，叶落了大半。香樟与冬青还青郁着，入眼沉静。一株桂花被这暖阳迷惑了，大放芬芳，风过处，送来香气,幽幽的，捉摸不定。
凌家滩遗址，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代表性遗址,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它位于长江下游的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长岗行政村，北倚太湖山,南枕裕溪河,东距长江、西去巢湖各25公里。
这座距今5800—52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在六百年间,从一处普通聚落发展为超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已拥有早期城市雏形。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将时间拨回一万年前，彼时，长江北岸就在太湖山脚。从山向南，有数条窄长岗地南偏东伸，最长一条笔直至裕溪河北岸，号称十里长岗。这条长岗在裕溪河北岸往北一公里处，陡然降低成为洼地，叫王洼。凌家滩整个遗址，便以这条长岗自王洼以南的千余米为中心，散在两侧低平的水田里。
与城市的地脉不同,凌家滩的空气里沉着一股温润的泥土味。眼前的河叫裕溪河，古称濡须水，当地人还爱唤凌家滩为“菱角滩”。河与岗的轮廓，是上古时期大地的笔触。彼时，海波漫上，江淮之间浸作一片润润的湿地。先民的脚，便踏在这三面环水的岗台上，渔猎，种稻，聚族而居。遥想夏来，水塘里野菱角该是葱葱郁郁一片。
大地无声，却听得见文明的胎动。玉龟、玉鹰、玉人……那最初的、也是最绚烂的玉器，便诞生于此。先民飘逸隽永的想象力，凝结在玉上，在五千多年后被人窥见。此时，人们依旧在这片土地上摇动小船，摘走莲藕与菱角，栽下水稻，实在且诗意的栖居。
经过后人的发掘，我们得以窥见凌家滩的先民生活——他们有稻米、坚果、莲藕、水蕨；他们狩猎，鹿是最重要捕猎对象；他们捕捞丽蚌与鱼,饲养家猪与狗。他们冶玉，其工艺与水准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
12月，距离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已过去半年多。这是个工作日，一群来自桐城研学的孩子如小鹿般轻盈地跃出展厅地下一层，在文创店里叽叽喳喳。博物馆工作人员刁山林笑盈盈地提醒他们：“小心呀孩子们，慢慢走，别跑！”刁山林的一双儿女都在读初中，正和这班研学的孩子差不多大。
博物馆建在一条中轴线上。向北望，游客中心、研学小镇、民宿餐馆，次第排开，是现代的图景。含山县铜闸镇吴庄村退休干部吴敬保曾凭记忆描绘出八十年前凌家滩:一个不大的集镇，却是方圆十多里人经济文化的中心。街面上，学校、杂货店、豆腐店、澡堂、茶馆、粮站、炕坊，烟火气聚着。当年，有一棵冬青树，高20多米，枝叶蓊郁。外乡人来，问路，本地人手指一抬:看到那棵大树了吗？
程年仓还记得这棵树。他在贾庄村长大，除了当兵五年，一生几乎都在凌家滩。家就在遗址核心区西边，隔一条马路，与五千多年的历史对望。
“1985年，我当兵回来，在村上任民兵营长。见万传仓家上人下葬，听说挖出东西了。”程年仓说。
万传仓是长岗行政村凌家滩村的村民。1985年12月1日，他母亲洪秀英去世，按当地习俗葬在村北的长岗顶上。在挖掘墓穴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批奇特的器物。万传仓年轻时在凌家滩大队炕房工作，经常外出跑销售，到过北京、浙江、江西、陕西，看过不少博物馆。“当时觉得这些东西很不一般，跟博物馆里的文物有点像，就都捡回来了，后来又向乡政府文化站站长报告了。”
这批器物，于次年春上交到了含山县文化局。1986年4月15日出版的《考古简讯》刊载了一篇名为《农民万传仓保护文物受奖》的文章，记述了这次事件：
“含山县长岗乡村民万传仓，最近在本村为母亲葬坟挖地时，发现了一个地穴和一些古代石器残片，他及时向乡人民政府和县文化部门报告。县文化局立即派人赶到现场，收集已出土的玉饰，石器。并采取措施对现场进行严格保护。含山县文化局表扬了万传仓，并发给奖金二百元。”
这一发现被上报给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任考古部主任杨德标和研究员张敬国立即来到凌家滩进行实地调查。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张敬国此时还不知道，此生最绚烂的瑰宝，正在等他缘定一生。
1987年6月9日，张敬国带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挤出的3000元经费，会同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长岗乡文化站，紧挨着万母墓西侧开始了第一次试掘。他们住在乡政府对面的长岗招待所里，每日跋涉十公里路往返发掘现场。发掘成果喜人，仅一周便清理出4座墓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玉龟、玉版及著名的三角形刻纹玉片，均出土于此次发掘。
这次发掘共出土了129件玉器，轰动全国，确认了凌家滩的确是一处史前墓地的遗址，为20世纪80年代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只是在当时，神秘玉器的出土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与疑问，不曾见于任何文字记述，这些遗物来自哪个年代？是谁创造了这些玉器？
张敬国是凌家滩人经常会提起的一个名字。“第一次发掘就在我家门口的山岗上。我们不懂考古，但是张教授讲，凌家滩很了不起，老祖宗们太聪明了。”程年仓回忆。
村民们跟考古队的关系不错，他们帮着干活，工钱一天4角钱。看张敬国每天步行往来，风里来雨里去的，还经常送山芋给张敬国吃。张敬国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遗址，保护好之后，你们今后一定会住上小别墅的。”村民们哄堂大笑：“教授，别瞎扯了，住什么小别墅？都是骗人的。”现场有许多围观的孩子，觉得热闹，也在那笑，12岁的吴敬东也在其中。他也没想过，三十年后，他的生活还会与这片遗址本身发生极其紧密的联系。
在众多村民的回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凌家滩还是一副古老的模样。狭窄的村道被人踩牛踏、坑坑洼洼。雨天哪怕穿着深筒胶鞋，也难免溅一身泥水；孩子们上学，还得大人背着送去。凌家滩出土史前玉器，这个震惊学界与考古界的发现，在村民们的生活中,起先并未掀起多少波澜。
1987年9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凌家滩村上的狗忽然吠得凶。凭借当侦察兵的直觉，程年仓爬起来查看，果然在墓葬区见到两个黑影，许是盗墓贼！情急之下，他喊来村主任，二人合力制服了盗贼。后来，程年仓索性在院墙边架起木梯，夜间常常爬上去观察，看看有无可疑迹象。又在卧室墙壁上凿出一个茶杯大小的孔洞，夜深时，借月色用望远镜守护对面遗址。
“从1985年开始，我就（自发）看着这块地方。那时候没有钱，就是义务的。”
1987年，凌家滩遗址发掘现场边，竖起了一个小小的石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很小，如今已没入深深的长草。如果不留心，极易被忽略。
1998年，经多方促成，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和含山县政府进行了友好磋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框架下达成共识，开启了凌家滩第三次发掘。此前11年里，学界已对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与玉版上的神秘图案展开热烈讨论，包括饶宗颐、李学勤在内的诸多专家，提出了河图洛书与八卦说、天文说、数理说、方位说等多种学说。但是，人们还想解开更多疑问。是否还有更精美的玉器等待发掘？玉器背后那个区域史前社会，又是什么样？
这次发掘出土了一件玉龙，这件玉龙后来也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中最早的有角有鳞的玉龙形象。
玉龙的出土是个传奇。那年秋天，一个多月未曾落雨。清晨时分，天际突然涌起雾气，直至九点多钟，雾霭仍萦绕在长岗之上，未能全散。一直在工地的张敬国忽闻队员激动大喊：“玉龙，玉龙！”他飞奔上前，弯身细看，一件玉龙静卧泥土中。他跪在玉龙边，眼泪夺眶而出。
这件玉龙今展于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展柜中早已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时光的密语，每道纹路都刻着先民对天地星辰的敬畏。玉龙首尾相衔，吻部微凸，仿佛在低吟一首未完成的史诗——它的龙鳞、眼鼻，就是华夏血脉中最早的图腾，在5200多年前的黑暗中，勾勒出东方文明的轮廓。
第三次发掘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收获。除了“中华第一玉龙”的出土，还发现了祭坛、祭祀坑、积石圈以及分布面极大的生活区，从而使得凌家滩作为大型中心聚落有了考古依据。以凌家滩为中心半径约5公里内，还找到了至少四五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年，凌家滩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块省级文保碑，在县保碑边悄然立起。2001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的国保碑，立在省保、县保碑旁，三块碑一字排开。
2007年，张敬国59岁，最后一次在凌家滩启动考古发掘，他还有一个未竟的心愿，那就是找到一直苦觅的“凌家滩大墓”。“那个时候我快退休了，虽然在历次发掘中发现了不少墓葬，但我总觉得凌家滩最大的墓葬还在地下埋着，我想找到它。”这次考古发掘启动后不久就发现了轰动全国的07M23号墓葬，也是中国新石器时古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这次发掘在盛夏进行，现场搭起了大棚，白天棚里有40摄氏度。连日劳累酷热，一天早上同事徐红霞见张敬国没起床，敲门去找他，却见他脸色煞白起不了床。徐红霞吓坏了，就要给张敬国的家属打电话。“我说别打了，赶紧把包里的速效救心丸找给我，我自己救自己。救不过来，就死在凌家滩。”先吃了8粒，觉得不行，又吃了10粒，张敬国觉得心跳平稳了，才让徐红霞给县医院打电话。
医院离得远，救护车40分钟后赶到，医生诊断张敬国是心肌梗死，要立即送医院。劝了半小时，他执意没去。遵从医嘱在床上躺了三天后，他又回到了考古工地上。第二年，张敬国退休了，后来有媒体给他算过，从合肥到含山单程130公里，40年间这条路他来来走了数十万公里。
张敬国退休后，吴卫红教授成为凌家滩遗址发掘的第二任领队，此后的十年间，凌家滩遗址考古开展全面探查，力图构建一个具体而充实的区域史前社会，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即探寻5000多年前那个“活着的世界”。
2003年，含山县聘请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城市研究所编制了《凌家滩遗址保护规划》，次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通过；2006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国家“十一五”大遗址保护项目库。
只是，时间过去了20年，中国经济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凌家滩遗址在考古学上的地位日渐重要，它是“中华文明的先锋”，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但是，偌大的遗址上仍旧生活着众多村民，遗址保护与民生发展之间的矛盾，已难以回避。
“地下都是遗址,法律规定不许建房修坟，农村人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不能没地方住。这不是搞对立，是一个现实矛盾。”长岗行政村金善会说。
不少村民选择了外出打工。刁山林是80后，去了北京干销售；万传仓也去了北京，在北京卖过服装，也干过餐饮；吴敬东和妻子去了附近工地给人帮忙。留在村里的多是一些老人。2008年，当本报记者又一次走进凌家滩时，当时58岁的袁玉平一家8口住在两间红砖平房里；曾担任多年生产队长的付求福一家在老房子里住了足足26年，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儿子因此多年娶不上媳妇，谈了几个对象都崩了。
张敬国至今谈及此事仍感触万千，“那时老百姓确实困难。他们虽然支持我们，但是在工地上挑土，碰倒一根油菜、一棵棉花，都有村民来找我索赔。我让他们自己记账，一定赔。大家日子不富裕，一根油菜、一棵棉花都是实实在在的收益。早些年，凌家滩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可能只有2000元。”
即便如此困难，村民们依旧尽自己最大可能保护了凌家滩遗址。2007年，已义务看守凌家滩遗址22年的程年仓被含山县文物保护部门正式聘任为文保员。这一年，墓葬祭祀区四周拉了铁丝网，安上了摄像头。但程年仓觉得，光有高科技还不够，还得有“报警机制”。他养了两只护院犬，分别把守在墓葬祭祀区东、北两端，一有风吹草动就能听见犬吠——这是凌家滩人共有的警惕之心，“要把遗址守好”。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凌家滩发掘同期，外省不少墓葬都被盗了。但凌家滩始终没有发生大的盗掘，一直保护得很好。是老百姓们保护了这批文化遗产，没有凌家滩，考古学家哪能做这么多研究，哪有这么多珍贵文物和遗址可以展示给大家看，把文明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应该给老百姓很好的待遇，他们比考古人员还光荣，是他们，真正去保护了这些遗产。”张敬国说。
时光翻到了2011年1月28日，农历春节前，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的滕立树被任命为含山县文广新局局长。新官上任，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凌家滩控违难。凌家滩发掘二十多年了，村民们有着强烈的建房意愿，遗址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与可能灭失的危险。
“遗址区不允许建房，但老百姓没有去处。遗址是1985年发现的，当时出生的小孩，如今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建房结婚的冲动很强烈！这些年，不少凌家滩村民去北京打工，几年下来手里有了钱，回来后就想建房，这是非常现实的民生需求，和遗址保护的矛盾很大。如果不解决，一定会出问题的。”
彼时，含山县“十二五”规划曾提出，要实施农民幸福家园、休闲度假游园两项工程。能否让遗址区上的村民整体迁出，将村民搬迁与这两项工程结合起来，既解决村民建房的矛盾，消除损坏遗址的隐患，又实现凌家滩文化宣传和文旅转型发展，实现一举数得？建设“凌家滩文化村”的思路在滕立树心中渐渐成型。
经过精心调研，一篇名为《关于打造凌家滩文化村，有效保护和利用凌家滩遗址的设想》的报告，依次送到了时任含山县领导班子的案头。
出奇顺利，不到一个月时间，以文化村建设为突破口，新的凌家滩遗址保护思路得到了含山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并将凌家滩文化村建设列入含山县2011年重点工程。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凌家滩遗址保护工程，以文化村建设为起点拉开了序幕。
滕立树今年已退休。回望十几年前的这个大胆动议，他仍心潮澎湃。在当时，建设文化村面临着重重困难，资金、选址、建设、土地指标、村民的说服与搬迁工作……“当年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6亿多元，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最终得以完成的原因，在他看来，还是党和政府能直面矛盾与痛点，有着强烈的文化情怀、为民意识与敬业精神。
“强制性搬出行不通。如果就事论事建立一个安置小区，又会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用新的理念，打造一个集探古访今、休闲旅游、三产服务于一体的凌家滩文化村，将村民安置进去，可以彻底解决遗址的保护问题，尽了政府的法律之责；通过凌家滩文化村的建立，带动新兴产业的兴起，让村民得到新的实惠，尽了政府的发展之责；村民获利了，从而增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有利于形成保护——利用——保护的良性循环，一举多得。”
整体搬迁工程，涉及5个自然村，共计200多户、1000多人。“不仅要迁人，迁完人还要迁坟。迁祖坟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许多村民世世代代住在这、死了葬在这，情感上接受不了。做这个工作没有捷径，只能慢慢沟通，把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做透了。党员、村干部，都是率先签字带头迁的，流着眼泪也要迁！前后十年，我们就一点一点，慢慢把这个事情做好。”长岗行政村金善会回忆。
2013年，154户村民顺利搬入了文化村一期，住上了漂亮的黄色小洋楼，外立面的墙上绘着凌家滩的玉鹰，在阳光下振翅欲飞。村民给张敬国打电话：“张教授，你说对了，我们真的住上小别墅了！”张敬国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
2016年，80后刁山林回来了。曾远赴北京做销售的她，抓住了家乡发展的脉搏，应聘为一名导游。从“考古小白”一点点学起，十年间，她不仅成为孩子口中“在博物馆上班的妈妈”，还凭借努力走到了管理岗位。
程年仓的儿子也回来了。这位老文保员用最朴素的话语呼唤亲情与事业：“儿子跟媳妇本来在北京，我说你们回来，我守了一辈子遗址，现在凌家滩发展好了，你们还是回来，也算一种传承。”2012年，凌家滩考古工作站成立，程鸿达从基层干起，通过系统培训与学习，如今已是一名正式的考古队员，父亲的嘱托与时代的机遇，在他手中完成了无言的交接。
当年那个围观张敬国教授发掘的12岁孩童吴敬东，也在漂泊二十年后回归故土。“在外面打了二十年工，吃了不少苦。现在在园区当保安，离家近开销小。”朴实的语言里，是众多外出务工者权衡后的乡土之恋，“本地人像我这样的还有很多，愿意回来，这么漂亮的环境，都愿意回来。”
74岁的万传仓也回来了。2025年5月，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那天，他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过，最终驻足在展柜前，隔着玻璃展柜和文物对视，高兴又欣慰:“原来它们在泥里，现在都活了。”万传仓甚至写了一首诗《美丽的凌家滩我的家》，后来由音乐家谱了曲，成了一首歌。
倒是程年仓去了一趟杭州。2019年，首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周在杭州举行，开幕式上，程年仓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十年杰出贡献人物”，骄傲地走上了红毯。
考古的探索愈发深入，2025年冬，凌家滩发掘现场依旧如火如荼，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凌家滩考古第三任领队张小雷正沉浸在土层信息的观察中。近年来，正是在他的团队带领下，这里持续贡献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惊人发现——最大的石钺、最大的玉璜、以及神秘的龙首形玉器；凌家滩考古工作站里，早已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大知名高校的年轻才俊。
展示与活化的事业方兴未艾。不远处的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90后运营管理部主任徐亮亮正和同事们一道，忙碌于公园运营的方方面面。将年轻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旅游景区的品牌影响力拓展到全国，要思考的问题和要做的工作太多，这个基本都是90后与00后的团队，每天都充实与繁忙。遗址管理处主任孙良凤心里有个“任务清单”：遗址监测中心、文物科研中心、公众考古中心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目标，遗址公园还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展示传播和活化利用……
文旅融合的探索不止。90后凌家滩考古研学小镇运营策划总监张汉同样是一位返乡者。他放弃了在新疆的文旅事业，,为了家乡建设的热潮毅然归来。研学小镇为本地居民提供了公共空间与就业岗位，下一步，要结合凌家滩文化，将研学旅游、休闲度假、疗养休养、学术研讨综合平台推向更广阔的省外市场。
一切都在向好。年过八旬的付求福老人，这位曾用扁担为张敬国挑运文物、经历了四次发掘的见证者，依然每天和同样硬朗的袁玉平一起在工地上帮工。一天100元的收入，足以贴补家用。“现在都好起来了，都好起来了。”正值橙黄橘绿的好时节，付求福和老伴在文化村最东边的家里，安静地望着院墙边的橘树——扎根、抽芽、开花、结果,一切都欣欣向荣，如同这片在地下沉睡了五千多年的遗址，经过无数人40年的热切守望，结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佳果。
“从五千年到五千多年，这个‘多’字很了不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曾如此强调。回望这40年，正是这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与一代代人的守护、一群群年轻人的回归、一个个蓬勃的事业交汇，共同奏响了凌家滩从泥土中活过来的动人乐章，完成了对一个古老文明从无声到有声、从沉寂到复兴的深情礼赞。
真不知来过多少次凌家滩，每每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风穿过树的枝丫，似乎总能听见玉器与先民对话的回响。那些古人，以玉为信，将生死、日常与天地宇宙万物，凝成一方温润的永恒。目光一次次落在那些玉器上，看见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的胎记——它提醒我们：文明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泥土中生根，在石头上开花。
